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,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和世袭制度,官宦世家层出不穷。有的家族世代为官,有的甚至出现一门三宰相的盛况,更有四世三公的显赫门第。这些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不罕见。那些盘踞在权力中心的豪门望族,长期垄断着政治、经济等各类社会资源,形成了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潜规则。正如民间俗语所说: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,这种裙带关系网使得权力和利益在特定家族中不断传承。因此,有学者指出,中国的二十五史,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五个显赫家族的兴衰史。这些家族在朝代更迭的历史洪流中,往往能够保持其政治地位,他们不在乎江山易主,只关心如何延续家族的荣华富贵。
新中国成立后,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,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才也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在南方某省的一个县城,就曾有过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。父亲担任县长长达十余年,后来其子也继任该县县长。父子两代在同一县域主政近三十年,这种情况在当时实属罕见,一度被传为政坛佳话。然而,这个原本令人称羡的故事,最终却演变成官场笑谈,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。
展开剩余82%让我们先了解这位老县长的生平。王县长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出身于当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,但他天资聪颖,为人稳重且富有远见。毕业后先是在家务农,后因其出色的表现被推选为村干部。在担任村干部期间,他勤勤恳恳、大公无私,带领村民开垦荒地、修建水利、铺路架桥,使村里的农业生产始终名列前茅,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无论遭遇旱涝灾害,该村总能保持稳定收成。在那个重视实干精神的年代,二十出头的王县长很快从村干部晋升为公社干部(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干部)。
在公社工作期间,王县长继续保持踏实肯干的作风,总是身先士卒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除了必要的公务应酬,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田间地头。这样勤政为民的作风为他赢得了极佳的口碑,不到两年就被提拔为公社书记。后来调任其他公社担任书记时,他同样将当地的农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,成为人人称赞的优秀干部。
时光荏苒,转眼到了八十年代。随着行政体制改革,公社改为乡镇建制,县乡之间增设了区公所这一行政层级。王县长从区公所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,并进入县委常委班子。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接触地市乃至省级领导,在各类检查调研工作中,上级领导都对他务实能干的作风和正直的人品印象深刻,认为他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苗子。在上级的赏识和推荐下,王县长仕途一路高升,先后担任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,最终成为一县之长。他在县长任上一干就是十年,直到九十年代直接从这个岗位上退休。纵观其从政生涯,始终保持着清正的形象,民间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传闻,被当地干部群众视为清官的典范。遗憾的是,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县长退休没几年就因病与世长辞。
再说说小王县长,他是老县长的长子,生于六十年代。八十年代初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,在本县一所中学任教,同时兼任校团委书记。当时其父虽贵为县长,却严格要求下属不得违规提拔自己的儿子。因此,小王县长按部就班地从教务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、副校长一步步做到校长。直到老县长退休后,三十出头的小王才出任县教育局长。
老县长去世后,那些曾受其提携的干部们感念旧恩,加之小王县长能力确实出众,口碑也不错,便大力推动其仕途发展。于是,小王县长先后担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、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,政协主席,最终也像父亲一样成为县长。他的晋升轨迹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,唯一的区别是缺少基层农村工作的历练。
后来,小王县长连任两届县长,加上父亲此前的两届任期,父子二人在这座县城主政近三十年。这种情况在当时已属罕见,在现今干部交流回避制度严格执行的背景下更是不可能再现。因此,王家父子同城执政的故事一度被传为美谈。
就在人们期待这位资历深厚的县长能更上层楼时,意外发生了。两届任满后,小王县长被平调至市人大常委会下属某工委担任主任,这一安排明显是仕途终结的信号。更令人震惊的是,上任仅数月,他就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调查。这个消息对当地百姓犹如晴天霹雳,他们无法理解:一生清廉的老县长,家风理应严谨,为何儿子会走上歧路?
究其原因,是小王县长的思想发生了蜕变。其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,面对首都高昂的房价,即便是县长的儿子也力不从心。这种落差让他心理失衡,认为官职再高也无意义,不如趁有权时多谋私利,为子孙积累财富。如今,身陷囹圄的小王县长,将父亲留下的政坛佳话变成了市井笑谈。这个案例生动说明,虎父无犬子的说法未必成立,每个人的命运终究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正如林则徐所言: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,益增其过。这个深刻的教训,值得所有为官者引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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